中世纪的花朵——城市

早在上古时期,欧洲已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市。但到了罗马帝国后期,西方古代城市在战火中一个个走向衰落。直到十世纪以后,西欧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,庄园中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农奴,开始从庄园分离出来,西欧新兴城市逐渐形成、发展起来。

当时西欧的城市规模很小,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聚居地。西欧各封建主之间一般互不相属,从庄园逃出来的手工业者和农奴,在港口、河渡口或陆路交通发达的地方定居下来,从事商品生产,形成了集市。流动商人纷纷赶来从事商品交换,有的便定居下来开设店铺。这些集市就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雏形。

城市一般筑有城墙,设有垛口和瞭望台,外面有河道环绕,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入城市。城市规模较小,一般只有几千居民,与当时的唐朝长安、君士坦丁堡、大马士革等城市相比真是天壤之差。

城市里的房屋大都是木制的,一幢接着一幢,三层的、五层的楼房参差不齐。房子距离很近,以至于狭窄的街巷几乎终年不见阳光,非常阴暗。许多居民在夜晚用松脂火把照亮,有时把火种埋在灰烬里。因此经常失火,而且往往是火烧连城,大片的住宅被无情的火焰焚毁。

街巷都是泥土路面,只有比较热闹宽阔的地段才铺上鹅卵石。往往是晴天尘土飞扬,雨季泥泞不堪。

市场是城市最宽敞、最热闹的地方,往往位于城市中心。市场周围是市议会、店铺、摊床。除进行商品交换外,市民大会、审判案件也都在这里举行。

正在兴起的城市,吸引着大批农奴和处于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,他们逃离庄园到城市定居,加速了城市的发展。手工业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,组织了同行业者的社会组织——行会。行会具有组织生产,统一产品规格、价格,分配原料、确定工资等职能。每个手工业者必须隶属于一个行会,否则就无权在城市里从事生产。行会还保持同业者的相互帮助。每个行会都选举自己的首领,设立自己的会所。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行会规定,不得粗制滥造,不得囤积大量原材料,不得雇用超出规定数量的徒工,不得招徕其他行业者门前的顾客,以避免同行竞争。行会又具有军事性质,担负守卫城市的任务。

由于城市大多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,受领主的统治,手工业者和商人都要向领主交纳赋税。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,领主不断加重城市的负担,城市居民与领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,斗争更加激烈。城市居民组织自己的自治组织,开展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。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琅城平民起义。

法兰西琅城教区的主教戈德里听说市民们向领主缴付一笔巨款,要建立自由的城市公社,马上由坚决反对转到宣誓维护公社的一切权利。不久,平民缴纳给教会的金钱被主教耗尽了,主教便思虑进行新的勒索。

一一一二年,戈德里主教邀请国王来琅城参加复活节仪式。借机怂恿国王收回城市公社,并向国王许诺,如果取消公社便给他付更多的钱。贪财的国王答应了。主教洋洋得意地对封建领主说:“谁为建立公社拿出了多少钱,谁就得为它的取消付出同样多的钱!”

平民听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,纷纷拿起武器冲进主教的府邸。戈德里主教吓得乔装成仆人,躲进地下室的酒桶里。愤怒的人们还是找到了他。

“看在仁慈的主的分上,大家放了我吧。我保证,我再不干涉琅城的任何事务,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积蓄赎罪。”戈德里大主教苦苦地哀求平民。

“听呐,这只不讲信义的狼在向我们保证他的诚实守信啦!”“不能放过他,他是一条毒蛇,复苏了会狠狠地咬我们的!”“打死他!打死他!”群众高声喊着。一个农奴用斧子砍掉了主教的头,另一个农奴斩断了象征他权力的戴戒指的手指。人们把这个曾是琅城最高贵的人的尸体扒光扔在街头,过往的人们除了投以石块和唾液,再没有任何表示。

后来,琅城平民起义被平息了,但人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,直到后来新主教同意城市由平民自治。

封建领主和教会不愿看到城市自治,甚至动用军队镇压城市居民。经过二百多年的斗争,大多数城市获得了自治权,城市居民成了自由人,逃亡奴隶在城市定居一年以上,也可以获得自由。

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,商业活动更加繁荣,各城市、各国之间都有贸易往来。但商人通常使用本地的货币,相互之间成色、分量相差很大,价值不一,带来很多不便。而且长途经商携带大量货币也有很大风险。为满足货币兑换和商品交换,银行和汇票逐渐发展起来,方便了贸易往来。

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发展,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很大的破坏作用,加剧了农奴和领主的矛盾。城市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,手工业作坊主、行东为上层,破产的手工业者、帮工、学徒为下层,分别形成了市民阶层和平民阶层,双方不断发生矛盾冲突。

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,需要文化知识的传播,大学、学院应运而生。从十二世纪波洛尼亚大学成立起,到十五世纪,欧洲已有近八十所大学,成为科学研究、探索真理、挑战罗马教会的重要基地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法国的巴黎大学。城市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发展准备了条件。恩格斯称当时的城市是“中世纪的花朵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