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二、毛泽东摧毁中国人的尊严

  问:中国人对自己文化落后,不但没有感觉,甚至不承认。有人认为是因中国太穷,在吃饭穿衣都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,任何寡廉鲜耻的事都做得出来。不知道柏杨先生对这一理由除了久浸于酱缸以外,是否还有其他理由?

  答:一个人身上的热量,平均低于一千七百卡路里时,就不愿工作,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时,就精神萎靡,低于一千二百卡路里时,人们就丧失了羞耻心,如果再低于九百卡路里,社会秩序就不能维持。自八世纪小分裂时代,接著是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大黑暗时代,中国人的平均热量,恐怕在一千三百卡路里左右。

  毛泽东先生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恋尸狂,他摧毁了中国人所有的尊严,使中国人长期贫穷所产生的卑屈性格,雪上加霜。扳回丧失了的“面子”很容易,但要恢复丧失了的人格的尊严──自尊,需要较长的时间,仅只富还不够,更要有教养,这正是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悲惨世界。

  ※※※

  【附录】

  恋尸狂

  〈一〉

  这是我停留在北京最后一晚。我和香华到天安门去作最后一次参观,北京饭店离天安门只七八分钟路程,季节分明的大陆性气候,天已初冬,我穿著大衣,还能抵御,但双腿有一点冰凉的感觉,受伤较重的右膝发出变天时总要发出的酸痛;香华也受到北国之冬的威胁,这是台湾所从没有的,台湾气候的特征是“湿冷”,而北国风光,则是“干冷”(同样的,台湾夏季是“湿热”,北国则是“干热”)。

  午夜的天安门广场,一片寂静,看不到人影,只见排排路灯。天安门右前方,就是毛泽东纪念堂,堂中毛泽东像前有一个警告标语牌,上写“请勿吐痰”,这是大陆吐痰泛滥的反思,没有政治意义,但当人们用它跟自己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时,都会忍俊不住,发出会心一笑。就在前天,陪我们穿过那庞大广场,经过毛泽东纪念堂的一位公爵级官员,忽然问我说:“你去过十三陵没有?”我说:“去过。”他说:“明朝皇帝们比毛泽东聪明,他们把尸体葬得远远的,人民想挖都挖不成,谁肯跑那么远,只为了扒坟!这个纪念堂,最后还不是一扒!”他虽是共产党官员,但这话却是人民真正的心声。但我反对因政治的理由拆除任何建筑物,那都是人民汗水泪水积起来的钱,仅就建筑而言,毛泽东纪念堂外观雄伟,给人们一种古希腊诸神庙殿堂的感觉。而台北的中正纪念堂,形状鄙陋庸俗,活像一口干瘪了的大钟,凄凉孤独的扣在地面上,顶盖又使用那种最难协调的深蓝颜色,阴气森森。选定这项设计的官员,恐怕没有灵秀之气,更没有美感经验。不过,即令那么难看,我也希望它永久保存。

  天安门并不美丽,因为它高的缘故,勉强可以说有点雄伟,但也雄伟得单调,不过一座经过粉刷的城墙而已。可是,它在中国现代史上,却价值连城,我默默的眺望,仿佛看到毛泽东先生站在城楼上“与天公比高”的不可一世,也仿佛看到站在他左右的一排排亲密战友,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,然后,更仿佛看到毛泽东把他们一一逮捕,一一处死,最后,他们全部都是叛徒,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忠贞;他们全部都犯了错误,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。看起来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,莫过于当毛泽东先生的亲密战友了!但更严重的还是毛泽东先生的接班人,那可是非死在他手上不可。二十世纪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纪,世界上接连三个暴君兴起,他们好像魔鬼之王派到人间的三个杀手:希特勒、史达林、毛泽东。他们最初都受万民爱戴,颗颗真心,愿为他们生、愿为他们死,但他们却用酷刑逼使万人痛恨,他们都醉心于用残酷的手段,对付他们的朋友和仇敌。

  毛泽东先生显然是一个恋尸狂,这种恋尸狂,对于一切死的、腐烂的、病态的东西,都会感受到一种强大吸引,而产生激情──把活东西变成死东西的激情,把完整东西变成碎片的激情,为破坏而破坏的激情,为毁灭而毁灭的激情。恋尸狂患者亢奋的内分泌,产生一种“撕裂活人”、“撕裂组织”、“撕裂友谊”的冲动,无法自我克制。并不是每一个做出严重破坏行为的人,都是恋尸狂;但毛泽东先生却是恋尸狂,因为他下令毁灭的事物,跟他说出来的理由,太不成比例。外面上看起来,他只恨他的亲密战友、只恨共产党员,但事实上他却是恨全体人类,恨爱情、恨友谊、恨生命,最后,他恨道德、恨诚实、恨人格。所以,毛泽东渴望核子大战,不在乎人类死光。

  〈二〉

  希特勒先生在枪毙洛姆的前两天,还和他同桌进餐。史达林先生也最喜欢使用这种手法,先向某位亲密战友保证他绝对安全,然后,再突然把他逮捕。在内战英雄塞狄契被囚禁前不久,史达林在一个招待会上,向他敬酒,为二人间的“兄弟之情”干杯。毕留赫丧命前的几天,史达林在一项会议上,还亲切温和的跟他谈天。亚美尼亚共和国代表团晋见史达林时,史达林问起诗人夏伦兹,保证说:“没有一个人敢动他!”可是几个月后,夏伦兹被捕处死。奥尤奈克兹市(Ordzhonikidze)副市长塞瑞市罗夫斯基的夫人,于一九三七年的一个黄昏,忽然接到史达林的电话:“我听说你出门都是步行,这不太好,人民会发生误会。如果你的车子在修的话,我会送一辆来。”第二天,克里姆林宫就开来一辆轿车,供她使用。但两天后,秘密警察把她的丈夫从医院病床上逮捕拖走。著名的历史学家兼国际法学家斯提克洛夫,对迅速扩大的逮捕行为,感到恐惧。他打电话给史达林(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史达林,说明他跟史达林的亲密程度),要求见面,史达林说:“你马上就来。”见面后,史达林向他保证说:“你怕什么?党了解你,党信任你,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?”可是,他回家后的当天晚上,秘密警察破门而入,把他逮捕,他的家人立刻向史达林求救,史达林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

  另一个典型是艾古洛夫先生,他当过苏维埃联邦检察官,后来担任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,一九三八年滑雪时跌了一跤,得了脑震荡,几乎死掉,史达林从国外请来最好的医生治疗,于是救了他的一命,恢复正常,重新上班,史达林却派人在办公室把他逮捕枪决。但更特殊的方式是逮捕高级官员的太太或儿子,而把丈夫留在身旁战战兢兢,连问一声都不敢。苏维埃联邦元首(主席团主席)加里宁的太太,于一九三七年被逮捕后,加里宁不敢有任何表示;名震国际的奥托.库西宁的太太及儿子被捕后,史达林问库西宁,为什么不想办法使他的儿子开释;库西宁回答说:“他被捕定有重要原因。”史达林狞笑了一下,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。然而,最值得注意的是史达林对他的恩人卡夫塔拉底兹(他在圣彼得堡藏匿史达林免遭沙皇的追捕),一九三六年冬季,卡先生夫妇被捕,苦刑拷打下他承认跟一个叫姆德文尼的人共同谋杀史达林,二人同判死刑,姆德文尼立刻被枪决,而卡先生却一直羁押天牢,经过一个很长时间,他突然被带到声势显赫的特务头子贝利亚的豪华办公室,在那里,卡先生碰到他那老得已认不出来的妻子,然后两人都被释放,在一家公寓里勉强申请到两个房间。史达林对他表示种种友爱,不但请他来吃饭,这是天大的荣耀,但还有比天大荣耀更大的荣耀,有一天,史达林亲自到公寓拜访他,这次拜访在公寓中造成震动,一个住户说,在她看到“史达林同志的画像”出现门口时,她紧张得昏倒。当卡先生每次去克里姆林宫赴宴,史达林都亲自拿汤给他,说些笑话,谈些往事。有一次,正在吃饭,史达林突然放下餐具,走到卡先生面前凝视著他说:“可是,你现在还想杀我!”

  毛泽东先生是希特勒、史达林忠实的信徒,他要让全中国人知道,他有上帝那种呼生唤死的法力,有大自然那种成全或破坏的法力。他之所以是恋尸狂而不是虐待狂的原因在此,仅是虐待并不能使毛泽东快乐,毛泽东追求的是毁灭。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(十四日凌晨),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,派秘书乘华沙牌卧车,去接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刘少奇先生。毛泽东亲切热情,一见面就问:“平平的腿好吗?”(平平是刘少奇的女儿,红卫兵捏造消息说:“平平被车压断了一条腿!”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,加以逮捕。)刘少奇回答说:“平平的腿没有事,那是一个骗局!”毛泽东微微一笑,刘少奇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位,希望和妻子儿女到延安或故乡种田,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,使国家尽可能减少伤害。毛泽东沉默不语,只是不断吸烟。过了一会儿,他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和请求,都不回答,而只温情的劝告刘少奇要多多的认真读书,特别推荐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著的《机械唯物主义》和狄德罗的《机械人》。临别时,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,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,告诉刘少奇说:“好好学习,保重身体!”目送他的猎物离去。当刘少奇先生全家都庆幸情况将变好之际,第二天,一月十五日,红卫兵冲进办公室,叫刘少奇、王光美在刺骨的冷风中,站在一张靠墙的独脚椅子上受批斗(刘少奇的家人想拨电话给毛泽东都不能,当然,拨也没有用)。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晚上,监狱中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少奇,忽然发起高烧,毛泽东先生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他的生命,这跟史达林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艾古洛夫的生命一样,这不是慈悲仁爱,而是毛泽东要由他自己,而不是由上帝,来撕裂刘少奇的灵魂和肉体,他要刘少奇活著看到自己被开除共产党籍。对一个终身奉献给党,而又是党的副领袖而言,仅此一项打击,就够羞愤、痛苦、万箭钻心,那是一项最恶毒的摧残,毛泽东用来对付刘少奇。

  〈三〉

  毛泽东先生,这位世界上最魁梧的恋尸狂患者,比起他的两位师父,希特勒和史达林,恐怕更为凌厉,因为他的恶性破坏对象是全体中国人(如果他统治世界,对象将是全人类),希特勒先生仅只在战败时才要求德国人都去死,毛泽东先生在太平盛世,就彻底摧毁了所有中国人的尊严。

   我们常注意到“真小人”“伪君子”的讨论,大多数都认为“真小人”比“伪君子”要高,于是遂有人公开标榜他是“真小人”。这些自称是“真小人”份子,目的就在利用人们某种错觉,认为一个人一旦公开承认他是真小人,他不但不是真小人,而且还有一种不同流俗的道德标准;这是一个陷阱。伪君子在情势逼迫下,还不得不做出一点好事,而真小人就无时无刻不在动他的脑筋,利用别人对他“率真”、“洒脱”、“英雄气概”的印象,做出丧尽天良的事。世俗称这种人无耻,而“无耻”正是所有罪恶的开端。毛泽东在听说有人攻击他是暴君秦始皇时,他轻蔑的说:“秦始皇才杀多少人,我杀得比他多一千倍!”听说有人攻击他专制时,他轻蔑的说:“是的,先生,我是专制,比你想像的还要专制。”面对这种流氓,所有人类崇高理想和道德规范,都没有作用。这种人越多,社会越堕落。不幸这种人再掌握没有制衡的最高权柄,社会就一定成为沸腾的地狱。

 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九六六年爆发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个分水岭,这跟事实绝对不符,持这种看法的人,显然只注意到量的败坏,而忽略了质的败坏,没有质的败坏作基础,就不会发生量的败坏。

  共产党质的败坏从一九五六年冬季爆发,毛泽东先生要求全国人民大鸣大放──百鸟争鸣、百花齐放,对共产党提出批评,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号召,又是一个多么有道德勇气的开阔胸襟,历史上只有反对党批评执政党,而执政党多方面为自己辩护,想不到执政的毛泽东先生竟主动要求批评,还亲口保证:“言者无罪!”这项运动开始时反应并不热烈,说话的人寥寥无几,毛泽东先生于是发动虚怀若谷的攻势,最后甚至派出大小官员,手提礼物,分别访问一些高级知识份子,当面恳求:一定要指出共产党的错误,一个党不可能没有错误,这不是批评,而是帮助共产党进步。有些人深受感动,说了一些真心的话,写了一些真心的文章。大鸣大放进行了一年多,中国真的走向民主政治了,那是充满美景和喜悦的一年,可惜,只有一年。

  第二年,一九五七年,记住这一年,这一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岭。毛泽东先生在收集了大量批评意见后,并不调查批评得对不对,也不调查批评者的用心,霎时间拉下脸来,像《封神榜》上殷郊先生念念有词,祭起翻天印一样,毛泽东也念念有词,祭起铁帽,铁帽上刻著“右派”,所有人遂都成了右派,纷纷落马,他们都是举世知名的高级知识份子,包括农村专家费孝通、化学专家曾昭伦、政治评论专家储安平、力学专家钱伟长,以及被共产党推崇备至的“民主进步人士”六君子中的章伯钧、罗隆基、王造时等。

  ──这里面要特别介绍:费孝通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现任主席;储安平先生则在他主办的《观察杂志》上写过一段绝句:“美国对日本太好了,只不过投了两个原子弹;对台湾却那么狠毒,竟投下国民党!”罗隆基先生对共产党更是醉心,他也说过一句绝句:“国民党有百非无一是,共产党有百是而无一非。”人生飘渺,得失难期。这是四十年的往事,历历在目。

  ──跟毛泽东先生要求批评的同时,台湾的蒋中正先生也要求批评;雷震先生响应号召,由他所主办的《自由中国》杂志,出了一期“祝寿专号”,后来也被捕入狱。不过罪名不是“右派”而是“左派”,海峡两岸知识份子的命运,竟是同一模式。

  “反右”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未有大骗局,不是指它伤害之大,而是指主持这场骗局的骗子,不但毫不羞愧,不但没有罪恶感,反而对他自己的欺骗手段,洋洋得意;对自己的欺骗行为,称之为“引蛇出洞”,这是一个恶毒的戏谑,使人为善良诚实品德的沦落,悲痛叹息。不过,事实上,被引出洞的蛇并不是全国知识份子──他们不过一群上当的呆头鹅而已,而是毛泽东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邪恶灵魂,从大鸣大放到“反右”,他把说谎变成美德,他剥下自己身上最后一层“羞耻”表皮,露出血淋淋的恋尸狂患者的形象,令人颤栗。

  是,当时有这种警觉的人太少,甚至很多侥幸没有被划成“右派”的知识份子,还在一旁帮拳。必须等到这些帮拳的朋友,也受到打击,才恍然大悟。毛泽东终于达到他的目的,使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谚语出现:“十亿人口九亿骗。”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悲剧。但毛泽东受到的报复却严重十倍,他在位期间,中国再没有人讲真话、再没有人不说谎,所有的人都誓言效忠毛泽东,以致他无法分辨这种效忠是真是假。结果是,他尸骨未寒,就发生他最恐惧的全国皆叛事件,对他鞭尸。

  〈四〉

  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话:“一部《水浒》,说得明白,因为不反对天子,所以大军一到,便受招安,替国家打别的强盗,终于是奴才。”这是对投降主义的一种不满,但鲁迅再也料不到,他逝世十年之后,毛泽东先生就向国民党投降,毛泽东亲到重庆,振臂高呼“蒋委员长万岁”。不过毛泽东的运气比宋江、李秀成好,宋江在征讨别的强盗时覆没,李秀成写下供词后就被处斩,而毛泽东先生在投降后,因为国民党堕落崩溃的加速,形势倒转,这段投降事件,遂被封杀,在不得不谈到时,也被美化。

  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,像站在一片灯海之中,万籁无声,我凝视著天安门城头巨大的毛泽东先生遗像,他头上的“八字发”浓厚的分开两旁,这个绝顶聪明,以熟读《资治通监》闻名于世的阴谋家,他对中国人心,有灵活的把握,他了解,他作再多的恶,中国人不敢反天子的奴才性格,就是他的保护符,他将永远独霸龙头。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无误,在他活著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敢批判他。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政变,一举粉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,标榜的就只是反江青、反张春桥、反姚文元、反王洪文,而不敢反毛泽东,因为毛泽东是天子,中国人的奴才性格,表露无遗。我们看到很多伤痕文学,包括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的子女和家人写的文章,他们痛斥江青女士、林彪先生之余,没有一个人敢触及到罪恶之源。在文化大革命山崩地裂的大风暴中,毛泽东先生让江青、林彪完全蒙蔽,好像是个木偶,以致政变后称江青女士等为四人帮,而把毛泽东排除在外,认定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无关。但大陆上广大愤怒的人民,当说到“四人帮”时,总是同时伸出五个手指,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沉默抗议。事实上,毛泽东先生是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,应该再加上林彪、康生,合称七人帮。没有毛泽东发号施令,什么事都办不到,没有林彪的军队,没有康生的特务,更是连别人的一根汗毛都动不了;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,不过四个可怜的小毛虫。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,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写出真相,说明中国人的懦弱和卑屈。德国人有勇气批评希特勒、俄国人有勇气批评史达林,中国人却没有勇气批评毛泽东。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,污蔑知识份子是臭老九,就事实真相而言,有它片面的道理。

 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,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。因为人们受尽痛苦,早已觉悟。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,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,恐怕随时都会发生。人们所说的“再也不会发生”,是指原班人马登场,江青女士再出来干嚎,毛泽东在天安门再出来亮相,也发动不了红卫兵。那当然发动不起来,历史不能回头重演。问题是,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,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,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,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,而大陆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,仍原封不动的存在,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,暂时沉寂,一旦九霄云外,响起野心家的巨雷,灾害仍会重现。因为,人们已把文革遗忘,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遗忘政策,中国人口头上最可怕的两句话:“算啦,算啦!”“过去的已经过去了!”这是两句毁灭中国人的话,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种宽厚心理,实际上是掩饰内心恐惧的外衣。德国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纪念堂石碑上,刻著一段警句:“当人们忘记这件灾难的时候,这项灾难就会重演。”中国大陆也是如此,当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时,文化大革命绝对会再重演!根本用不著到一九九○年代,就在八○年代,一次精神污染、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,连电视播报员的衣服都改了装,而这两次运动之所以无法推展,是由于上面克制,而不是由于人民抵抗。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“文化大革命纪念馆”,全国人民热烈响应,但官员却热烈反对,人民和官员一旦对立,人民总是大败,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记创伤,官员脑筋稀奇之处,在此又多一例证。而更稀奇的是:直到今天,人民政府还要坚持毛泽东理想,大概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,于是声称: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关系!”这可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发明出来的怪诞逻辑,发明这项怪诞逻辑的官员,大概坚信别人的智商跟他一样。

  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,但历史上却有前例。那就是颠覆唐王朝、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,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,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,几乎屠杀殆尽。当唐王朝复国时,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,当然绑赴刑场,当然屠灭九族。可是,就在这节骨眼上,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,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,皇帝还要向她叩头请安。因为,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显先生,是武照的儿子,皇帝固可杀叛徒,儿子却不可杀娘亲,偏偏叛徒是娘亲,无法下刀,更不要说灭九族了,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,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,七搅八缠,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,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。毛泽东先生的情形,跟武照女士类似,如果把他正名为叛徒而除掉,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头,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欲和保护既得利益,遂使毛泽东先生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女士所维持的地位。

  那天深夜,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,就在天安门广场,我凝视毛泽东的巨像,他在屠杀和凌辱了千万以上共产党后,竟然仍受共产党当权派的赞美,不禁百感交集。共产党能不能开创第二共和的新气象,摆脱丑恶的第一共和的阴影,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当奴才,我们只要看那幅巨像会不会继续挂下去,就可得到讯息。

  ──摘自一九八九.九.五.台北.林白版《家园》